电影《误杀》讲述的是泰国华人李维杰的妻子和女儿出于自卫而误杀了官二代，为了保护家人，李维杰想出了伪造证据的办法，逃避罪责的事情。
《误杀》里李维杰能够逃脱审讯，最重要的是依靠证人证词为自己一家人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这些证人言之凿凿，都说自己在周末两天看到了李家人，但实际上却是李维杰通过反复提示和说明，对证人进行了误导，使得证人们对于时间发生错觉。不仅是时间会混淆，心理学研究指出，很多证人提供的证词都不太准确。
证人对他们证词的信心并不能决定他们证词的准确性。心理学家为了考察证人的证词是否有特别的东西，将证人的记忆与对一般知识的记忆进行了比较。心理学家让被试者看一个简短的录象，是关于一个女孩被绑架的案件。第二天，让被试者回答一些有关录象里内容的问题，并要求他们说出对自己回答的信心程度，然后做再认记忆测验。结果发现在证人回忆的精确性上，那些对自己的回答信心十足的人实际上并不比那些没信心的人更高明。但有趣的是，对于一般知识来说，信心高的人回忆成绩比信心不足的人好得多。
就像《误杀》里一样，证人可能受到引导而造成错误记忆。我们常会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确信小时候发生过某件事情，但并不能回忆起细节。这种“记得”可能是通过父母反复讲述而植入到我们的记忆中，“我听过”慢慢变成了“我记得”。我们甚至会被这些错误信息说服，相信实际并没发生的事情发生过，尤其来自“可靠”来源，更会让我们相信。
证人的证词还很容易被预定立场所影响。就好比“疑邻盗斧”中一样：我们预判邻居偷了斧头，就怎么看他都是小偷。在电影《十二公民》中，预判立场对于证据解释的影响表现得淋漓尽致：当陪审员对于当事人存有不同看法时，就会对同样的证据线索产生不同的解释，提出合理怀疑或者直接判罪。同样，在审讯过程中经常做出的有指向性的引导，会对证人记忆造成影响，从而做出不正确的证词。甚至只是审讯措辞的一点点区别，都会影响证人的回答。比如在一项实验中，仅是将不定冠词“a”（did you see a broken headlight）换成定冠词“the”(did you see the broken headlight)，被试就更有可能回答“是”。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相信这些错误信息呢？一个原因是相信“错误记忆”，远比仔细检验信息来源、检验信息真伪更方便。对于大脑来说，提取最近获取的信息（错误记忆），比深挖藏在记忆深处的信息更容易——毕竟人们每天要处理海量信息，因此人们会轻易相信“现成”信息，而不会再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信息进行验证。
在《误杀》里，给李家人做“伪证”的以老人居多。研究也发现，相比年轻人，老年人更容易相信错误记忆。相比年轻人来说，老年人更多依靠“图式记忆”。因为认知功能和认知资源的衰退，老年人往往是“记得有这么件事情”或者记住事情的更改，而对具体细节记忆并不清楚。虽然细节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重要，但在法庭上，细节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和其他群体行为和群体意见会出现“群体极化”一样，证人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出现“从众”行为——尤其在不确定自己记忆的情况下，更可能受到其他证人、警察、媒体等方面的影响，产生并相信“错误记忆”。
证人证词作为重要的法律证据，在很多时候会决定嫌犯的命运。在《误杀》中致人死亡的李维杰一家人因为错误证词被无罪释放，而现实中也有不少因为错误证词而获罪的人。实际上，在那些后来被dna证据判定无罪的案例，75%是由于错误证词而最初被判有罪。也因如此，心理学家们和犯罪学家们也在不断研究提高证词可靠性的方法，比如审讯方式、指认方式等等。毕竟，司法是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作者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王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