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告诉她》里奶奶得了癌症，但是全家人都瞒着奶奶不想让她知道实情。家人们对重病患者隐瞒病情是很常见的事情，实际上很多研究表明，患者充分掌握病情信息，有利于治疗，而隐瞒病情不会让癌症患者活得更长或者获得更高的生存质量。患者不了解病情，反而会疑神疑鬼，产生严重的焦虑，从而影响治疗效果。
很多家属不想将病情告诉患者，一方面是为了让患者能够不陷入巨大的悲伤，能够不失去希望，同时也是害怕直面“死亡”。在很多文化中，死亡都是人们不去碰触的“禁忌话题”，人们不愿意也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如果没有挑明，大家都可以当成“没事发生、正常相处”，一旦挑明，患者和家属都不知道如何与“死亡”相处。
在讨论让不让病人了解病情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病人在得知绝症诊断之后会有怎样的反应。elisabeth kübler-ross是最早进行濒死研究的学者，她1926年出生于瑞士，她从小就想当一名医生。在二战时期，16岁的她就成了一名医疗志愿者，在战争结束之后最终进入医学院学习并成为了一名医生。一次对波兰迈丹尼克集中营的参观，让她对于“死亡”、“丧失”这些议题开始深入的思考。根据多年与重病患者和家属交流的工作经验，kübler-ross博士在1969年出版的《死亡与濒死》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日后广为人知的“哀恸五阶段”的理论：人们在得知噩耗之后，会经历五个情绪反应阶段，分别是否认、孤立、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
否认和孤立——“不是我！”
在这个阶段，患者和家属不相信绝症诊断、更不相信死亡将近，他们常会认为诊断有误。否认往往是一种短暂的防御机制：因为消息太过震惊而无法承受，刚得知的时候人们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只能进行否认或回避，不去面对。人们需要时间消化这个信息，才能逐渐找到更合适的应对方式。
愤怒和挫败——“为什么是我？！”
大多数人不会长时间否认，很快愤怒的情绪出现了。病人的愤怒向外发出，对象可能是家人、医护人员、朋友，甚至是上帝、命运这些冥冥中的“主宰”。但在愤怒的深处，实际是受伤和痛苦。
讨价还价——“如果……”
当感到无助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能通过做一些事情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跟死神做交易”以换来多一点的时间，让无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来的晚一点。和讨价还价一起来的，还可能有一系列的“反事实思维”：“如果我当时如何，我就不会得病”、“如果早点做检查、结果还不会这么糟”是很多患者会有的念头。
抑郁——“一切都没用了”
当发现一切都无可挽回、无助和无望感取代了愤怒和挣扎：对未来的担忧、感到自责和愧疚、对现有人生的失望和后悔，都让人们心情沮丧。随着疾病的发展，患者越发身体虚弱，容貌改变，甚至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需要依赖他人，会让人陷入深深的丧失感当中。
接受——“人总有一死”
接受是这个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接受现实、接受“命运”。接受并不代表妥协，也不代表不沮丧，而是能够接受自己患病（将死）的事实，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愿望度过以后的生活。有些人可能会积极地接受治疗，有些人则会安排好后事，还有些人想跟家人一起度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现实，有些人会一直否认、愤怒、或者沮丧，这个艰难的过程也可能会经历反复，毕竟死亡是人的最大恐惧。
不仅是患者本人在得知诊断之后会经历这些情感反应，病人的亲友也有同样的情感经历：不相信家人病了，对自己没有早点发现、没有对他们更好一点感到后悔，求神拜佛甚至想用自己的健康换取家人的健康，为了即将失去至亲感到深深的悲伤等等，都是患者家属可能会经历的各种情绪反应。面对绝症和死亡，极少有人能心无波澜，所有人都需要按照自己的时间、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应对。
《别告诉她》的焦点是告不告诉患者，是在美国文化下长大的孙辈和在中国文化中生活的父辈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国家，患者知情权受到法律保护，医生向患者隐瞒病情是违法的，但在我国，在告知患者后面却还有一句：“对于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也就是说，在中国，可以向患者隐瞒病情。
对于这样的文化差异，也有研究者做过调查。在西方国家，80-90%的患者会被告知自己的诊断和病情，但在其他一些文化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患者知晓病情，甚至有些地方根本不会告诉患者癌症的诊断结果。
但即便在西方国家，也不是从来如此：在1960年代初，近90%的美国医生不跟患者讨论癌症诊断，但到了1980年代，几乎所有医生都会跟患者讨论癌症诊断。同时，也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支持“告知患者”，比如支持如实告知患者的意大利医生就不太多。这与各文化的价值取向有关：重视个人主义的文化更支持告知患者本人，重视集体主义、重视家庭的文化则需要整个家庭来处理医疗决定。
比如在中国文化中，医疗决定往往需要整个家庭一起进行。“和”的文化传统强调了“不伤害”在决议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告诉就是不伤害。台湾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家属不告诉病人病情的几个原因：一是不知道如何告知事情；二是对于高龄患者，家属认为没必要告诉；三是认为不知道会更高兴。同样，在土耳其和伊朗，医生也会更多考虑“告知病人本人”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因而不会直接将诊断结果告知本人，而是先告诉家属，让家属决定是否告知病人，以及何时、如何告知病人。
虽然“不告诉”是出于家人的好心，但患者还是可以从身体状况、治疗方法中猜到自己的病情。同样是东方社会，韩国的研究就发现虽然知道病情的患者比家属少得多（只有不到六成的患者知道自己患有绝症），但是更多的患者希望知道自己的病情（近八成的患者希望知道绝症的诊断和病情发展）。就像《别告诉她》中的奶奶，又何尝不是配合着晚辈们演出一场戏呢？就像这片子的英文名是“farewell（告别）”一样，与其双方配合演出，倒不如早点戳破窗户纸，一起面对最后的告别。
作者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王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