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城 丝绸之路之源-凯发k8官方首页

　　公元前206年，在咸阳郊外的鸿门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饭局——鸿门宴，项羽坐拥40万铁骑，刘邦身后10万大军，两支抗秦的队伍，本按约定谁先攻破咸阳，谁就做关中王；但是，这场宴席与酒量无关，而是性命攸关的实力比拼，一壶酒，满桌泪，刘邦提前退席涉险逃走，只得离开咸阳，赴任汉中王。经历一路荒远秦岭，汉中的弹丸之地远远不是刘邦的志向，谋士萧何安慰道：“汉中好啊，上有银河天汉辉映，下有汉水日夜流淌，天人之际的吉祥宝地，大王一定可以成就大业。”果然，一番韬光养晦，安邦定国，汉中名副其实成就了大汉荣光。可以想象，刘邦再次回到关中的无限感慨，所以，萧何在营建长安城的时候，城门壮丽无比，他对刘邦说道：“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当年屈辱的郊野鸿门，变成了汉朝的开国之门。

　　金城天府，大风起兮云飞扬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战胜项羽后，在山东定陶登上皇帝宝座。五月，按照东周的旧制，将都城设在“天下之中”的洛阳，但娄敬、张良等人认为汉朝立国的形势与周朝不同，洛阳面积不过百里，地势狭窄，并非用武之城；而关中地区东有崤山和函谷关，西有陇山甘肃、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北可借助民族山野林苑，三面合围险阻，易守难攻。以一面出击制胜诸侯，诸侯一旦安定，黄河、渭河的漕运集天下财富，供给京师；如果诸侯有变，则可顺流而下进行牵制。关中乃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所以三国时期，诸葛亮劝刘备建都成都时，借用张良的话说“天府之国是高祖以成帝业之地”，既表达了山川的便利，也有借势关中的祥愿。

　　春秋齐国政治家管子提出都城选址的原则：“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长安城的选址符合都城的功能需求：秦岭、渭河之间，利于军事防守；八水（渭、泾、沣、涝、潏、滈、浐、灞）绕长安，交通、经济俱佳；北方农牧交错，南凭蜀国粮仓。原本渭水南边的小小乡村聚落，秦代属于咸阳郡，嬴政的弟弟封为长安君，是秦皇兄弟之邦；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长安侯，可见长远的灭秦准备；秦国曾在这一带筑有阿房宫前殿，很遗憾，项羽入关时，一介武夫火烧咸阳，据说大火数日不灭。刘邦选择了地势较高的龙首原，将秦国的兴乐宫扩建，并改名为长乐宫，右侧建有未央宫。秦风逝去，汉风乍起！

　　如今，走上龙首原的高坡，南望唐代长安城的雄姿，明代的西安城墙蜿蜒在现代化的天际线上。向西北回看，汉代长安城如同卧在历史框架中的镜像，亮煌煌几页史书，乱纷纷万马逐鹿，在夕阳下的断垣残壁中，王气回荡：“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

　　斗城，长安城的宇宙之都

　　当考古学家一层层剥开土层，长安城轮廓初现；但是，历史的迷雾似乎并没有解开。作为汉朝的都城，长安城与罗马齐名，构成亚欧大陆两端的世界都会。然而，本以为方方正正、气势壮阔的都会布局，却呈现出曲折错落的形态：西北折曲不断，西部宫殿不齐，南部的长乐、未央之间还凸出一段城墙，唯有东部的城墙是南北整齐。难道《周礼·考工记》定下的规划思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不过是纸上谈兵、图上画画而已？

　　长安城的不规则形状引发了千年争论：一种说法是，基于渭河和龙首原之间地势的原因，长安城廓因山就势，呈现不规则图形；第二种说法是，长安城的城市设计模仿天象，称为“斗城”。专记秦、汉都城建设的古籍《三辅黄图》记载“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

　　两种观点引发了中国规划史上的千年争论，至今仍在继续。站在汉代长安城的遗址上，笔者一直在反复比较着两种思想：如果归于常识，大汉帝国如果因为一点地形的起伏，就将都城修得支离破碎，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笔者曾拿着古代的星图去对应城址，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吻合，天上的后宫、庶子星座对应地下的北宫、桂宫组成的后宫，天上的少尉星对应地下的武库，天上的北斗七星对应地下的王宫。司马迁认为天上的星座与地面的事物是相通的，“众星列布，体生于地，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从行政演变上说，汉承秦制，秦始皇修建咸阳城的时候，以咸阳宫对应紫微星，以阿房宫对应营室星，修建一条长长的桥梁跨过渭水，与银河上的阁道浑然天成，汉代长安城一定受到咸阳规划思想的影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代帝王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孔子才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汉代的画像砖里，帝王出行都坐在“斗形”的马车里，称为“斗为帝车”。刘邦的朝政中心在未央宫，未央宫也叫紫微星，张衡在《西京赋》中赞叹“正紫微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紫宫是环，焕若列宿”。俯瞰长安故城，仿佛引着你的视野，油然仰望苍穹，汉代的政治家和工匠们是何等气魄，才能营建出如此法天象地、天地为廓的宇宙之都！时至当代，世界科技史大师李约瑟也叹服中国营造的东方文化之魂：“再也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皇宫、庙宇、城乡、房舍等，经常出现‘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

　　后宫，外戚椒房里的浓烈芬芳

　　刘邦将前朝的两大宫殿命名为长乐宫、未央宫，意思是永远的欢乐没有穷尽。长乐宫是刘邦接见群臣与朝会诸侯的政治活动中心，但从汉惠帝起，西汉皇帝移居未央宫听政，长乐宫仅供太后居住，从而形成了“人主皆居未央，而长乐常奉母后”的制度。王权与后权在长安城里此消彼长、互相制衡，对抗从未停止。在朝堂中的外戚势力日益强大，最后成为西汉消亡的主要原因。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从摄政到改元，导致大汉政权一分为二。看来，都城宫殿的格局是未来国朝命运的前兆。考古学家刘庆柱在后宫与前朝之间，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地下通道，推断就是外戚及其朋党秘密干政的通道。

　　刘邦死后，吕后干政，将开国将领韩信骗到长乐宫钟室，处以极刑。韩信功勋显著，曾与皇上有约“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不杀”，似乎成了终生免死的护身符，但在吕后的宫室里，也有不见天地的残酷。当年和她争立太子的戚夫人，被斩去手脚，熏聋双耳，挖掉双目，以哑药毒哑，抛入茅厕，称为“人彘”，意为人中之猪。吕后开启外戚强权的时代，恰如皇后居住的宫殿——椒房殿，把花椒磨成粉，涂在墙壁上，粉红色的粉末充满暖意，弥漫着一种浓烈的芬芳。

　　与长乐宫、未央宫齐名的还有汉武帝修建的建章宫，位于长安宫城西郊，合称“汉三宫”。建章宫作为离宫，不仅规模巨大、建筑精美，而且是通神明之地。汉武帝慕仙好道，修建了神明台、太液池等。在建章宫前殿遗址中，出土有“天无极”“长乐未央”“延年益寿，与天相待，日月同光”等建筑构件，神明台上有“仙人承露”的雕像，还设有九室，象征九天，常住道士、巫师百余人，据说在高入九天的神明台上可和神仙为邻通话。附近的太液池中有3座小岛，象征蓬莱、方丈、瀛洲3座仙山，中国园林“一池三山”的格局由此起源。如今，千疮百孔的夯土台基，只留下拂晓风起、残月将落的汉家余韵。

　　丝路原点，张开了帝国的臂掖

　　西汉虽然国力强盛，但仍然面临匈奴等部族的战争威胁。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迎击匈奴，追到大同平城，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7天7夜。万分危急关头，刘邦不得不采用陈平的计谋，向冒顿单于的妻子行贿，奉劝她说服冒顿退兵，否则汉朝将以美女求和。看似很狗血的爱情保卫战，居然在国家战争中奏效，男人可以不爱江山爱美人，女人更可以不爱江山爱英雄。刘邦死后，冒顿更加骄横，甚至写国书调戏吕后：“我是孤寂的君主，生在沼泽，长在草原，多次到边境来，希望能游览一番，你也是孤独之

　　君，不如我们结合。”结果吕后回信表示：“收信后诚惶诚恐，我年老色衰，头发牙齿都已脱落，走路不稳，不值得单于为我屈尊自己，也请单于宽恕。”记录在《汉书》里的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汗颜，但也说明当时形势险恶，身不由己，国不由人。

　　经过“文景之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经略的汉朝迎来最强盛的时代。汉武帝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与匈奴因战争结仇，于是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不负使命，两次出使，虽然大月氏后来安居乐业，失去了复仇的愿望，张骞没有完成联合夹击匈奴的军事目的；却开辟了中国通往西方的国际通道，史称“凿空”的伟大旅行至今令人震撼。

　　笔者时常回味“凿空”一词的含义：黄沙漫天，留不下脚印；光阴易逝，印不了痕迹；文字的流传，刻在竹简写在纸卷，供后代阅读；只有“凿空”的力量，横空出世般向世界宣言一个东方帝国的威力——武威的军事彰显，酒泉的美酒回味，敦煌的辉煌博大，如同张开的臂掖，将城镇定刻在四方之极。随着丝绸、玉石、茶叶等物资的流通，传经布道者把虔诚的信仰镌刻在崖壁洞窟，观自在，看世界，不需诵经，一眼千年。

　　今天的人们仍在汉长安城寻找张骞出发的起点，有人说是从未央宫走出朝堂；也有人说是从东市、西市的市场，带着充沛的物产启程；还有人说，应该是从汉代长安城西北的横门出发……其实，这已经不重要，汉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原点，已被张骞定格。据《汉书》记载：张骞回来后，朝廷授予他大行令官职（掌管少数民族和四方来宾，类似于外交部长）。过了一年多，张骞去世。又过了一年多，他所派遣出使大夏等国的副使，几乎都和所出使之国的使者一起来汉。从这时起，西北各国也开始与汉朝相来往。因张骞开辟了通西域的道路，被封为博望侯，后来许多使者出使国外也都称作此名，以此来取信于外国，外国人也因此信任他们。再以后，曾经被匈奴领养成人的乌孙王，终究还是与汉朝通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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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骞出使西域，使得天山南北与内地首次连成一体，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加强了中原和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原的物质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西域古国之一，在今吐鲁番境内）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朝的使臣和散兵把养蚕术和冶铁术传了过去。在西汉产品西传的同时，西域的土产，如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等也逐渐在中原得到栽培，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骆驼、狮子、驼鸟等也开始进入中原。龟兹（西域古国名，在今库车县境内）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新疆的琵琶、箜篌、笳、角等乐器，以及许多少数民族乐曲，逐渐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为汉朝音乐注入了新的血液。